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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教育史不能不提及的一个人

谈及教育的重要性,人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课堂上的老师们则常常用战后日本从重视教育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例子来作佐证。其实,社会的发展在于人才,人才的培育在于教育,这是人所共知的,是不需要怎样论证的公理。不过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了育人的不易。所以说重视教育之事,人人都知道其重要,也因其难于急功近利,为官者若非有远见卓识者,是不会特别重视教育的。

在贵州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以传播知识、开启民智为己任,为发展贵州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贵州教育先驱应是东汉时的尹珍。在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499年),贵州思南人田秋向朝廷写了《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请求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朝廷批准云贵分别开科。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贵州举行了第一次乡试。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意义非常重大。从此,读书人有了更多的通过科举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贵州和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而促进了贵州自身的发展。至于王阳明、孙应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于贵州教育的发展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清朝一代,影响贵州教育的名人更是为数众多。莫与俦、莫友之、郑珍、胡长新、陈法、洪亮吉、程恩泽、贺长龄、黄彭年、李端棻、严修、张之洞皆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华民国时期,则有周恭寿、任可澄、华之鸿、黄干夫、凌秋鹗、黄齐生等俊彦。

然而,贵州教育史,还不能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活跃于清末至民国年间的吴鼎昌。

为蒋介石出了个馊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那人就是吴鼎昌,最后弄得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不过话分两头,吴鼎昌能够成为国民党高官中的不倒翁,那是有他的深厚道行的。从吴鼎昌的发家史看,他集奸商与政客于一身。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吴鼎昌任天津造币厂厂长,主铸风行于世的“袁大头”。“袁大头”名为银元,实夹几成铜,仅此一项,让他大赚了一把。吴鼎昌以此为基础,为日后荣升为大财阀铺下了坚实之路。在政界,他官至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地位非常显赫。

吴鼎昌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就是办银行,办报纸和办教育。吴鼎昌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后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1926年他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国闻周报》社及国闻通讯社社长,又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

吴鼎昌办教育,就在贵州。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他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他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就在那个时期,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空前发展。

吴鼎昌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除了大办教育外,吴鼎昌还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国民党官僚资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吴鼎昌能够如此治理贵州,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应该说他的政治智慧、他的战略眼光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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