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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一跤摔到家

这就是阅读改变了我的身份。

我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仕途,那时我也认为自己很积极。可是,正当我仕途大进的时候,就在仕途中摔了一大跤。这一跤竟然将我从木偶“摔”成了作家。

说实话,当今世界,谁不想当官?但那官不是随便能当的,更不是随便能够得长久的。我在教师岗位上忙忙碌碌,干得有条不紊,1966年初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范围大,工作内容空,领导不布置任务,我就不知要干什么工作,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空落落的。部里主持工作的老同志看我闲不住,就对我说:没有工作干你就读书吧。宣传部里有的是书,使我如鱼得水!书籍之多,时间之充裕,是中小学校无可比拟的。

文革开始,我在县文革办公室忙碌了半年,就被造反派强令县委将我开除出文革办,之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所谓“革命组织”就被打成“保守派”,此后我又被打成“顽固派”,进而变成“逍遥派”,但又不敢离开工作岗位。文革10年,我有5年完全没有上班,其间除在“交待揭发组”被管两个多月后,就逍遥“革”外了;另外5年,有时被派去搞点临时工作,多数时间无事干,最多只能有一半时间上班,这就为我的自学提供了非常充裕的阅读时间,我就自然成了“专职”读书郎。

当时许多书被禁,但却提倡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我便趁机通读,汲取古典文学之营养。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便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写大字报讽刺那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有几个教师还贴出了支持我写杂文的大字报。

当然,最革命的表现就是读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打电话要先读最高指示;开会发言也必须先读;书报刊登毛泽东的话要加粗。所以,读毛泽东的书谁也不敢阻止。就是在“交待揭发组”里,我拿出《毛泽东选集》来默读,组长也不敢干涉。在大家的长期沉默反抗中,组长没办法,就叫我在组里朗读毛主席的书,还号召大家写学习心得,有时还放假让大家回到宿舍里去写,大家就趁机休息。

文革期间,我将《毛泽东选集》的1—4卷通读一遍,重点文章反复读多遍,每读一篇都写有读书笔记;长些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不但篇幅长,而且理论深,必须细嚼慢咽,反刍咀嚼,一篇文章分为好几次读完,每读一段就写一篇读书心得,或做读书笔记。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哲学笔记》,一共有好多章节,《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两章。我就将其中没有出版过的那些篇章抄下来学习。白天公开阅读上述书籍,夜里我又偷偷阅读《燕山夜话》、《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一些我喜欢的 “黑书”,使我的写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我从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中学到了独立思考和不唯上只唯实的反抗精神,因之有人称赞我为“大方的鲁迅”。谁料这种精神使我在一次官场斗争中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摔得头破血流,真是摔到家了!正是这一跤摔醒了我:当官就得当木偶,不当木偶就当不成官!我从官场中被甩出来。这就摔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文化馆给我成立了文艺创作室,地区文化局借我去编文学季刊,后来又去从事专职新闻工作,最后到县文联退休。此期间,我得以参加一些以阅读为前提的全国性的新闻、文学培训及其创作活动。我加入了中国作协贵州分会、贵州省记者协会和各级文学新闻组织。成为我县第一个国家机关正式批准的作家和记者。退休后旅居深圳,受聘专栏作家,有7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杂文集《心口常开》、回忆录《苦乐人生》、闪小说集《暖流》(合著)、游记《奢香故里》(合著)等等。有作品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等数十部合集;还编辑了《甘苦春寸知心-五十年写作体会》和《高致贤家书上下册》等6本待出版的电子书稿;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大奖;个人小传入选《世界名人录》等多部人物辞典。

政治上的那一跤,把我从木偶群中甩出来,摔成了记者,摔成作家。也使我认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人,生活在百孔千疮的世界里,社会科学没有真理,当官的希望使人失望,只有自己学到真实的知识,才会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当我有时达到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刊有名之时,有人对我说:“你还被整好了”!有人说:“你的路走对了”!其中“整”和“走”的实际意义都是对我从木偶摔成作家这个“摔”字的深刻注释。

责任编辑:吴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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