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杨家公馆”(下)
2019-07-17 11:46 来源: 毕节日报 作者:翟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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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

“杨家公馆”里的花园名叫“蔼园”。“蔼园”为杨家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在《一代园丁 三朝风云》中的“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内名句)一节,杨徵华女史又留下了以下生动描述:

故乡的花园名叫“蔼园”。每当风和日暖,或秋高气爽,家中的诸姑叔伯都欢喜到园中游玩。表嫂对我说:有一次夏天,母亲手持团扇,在园中穿花拂柳而行,姑姑说:“你们看,林黛玉来了!为什么不拿花锄而拿扇子呢?”原来母亲身材苗条,风度优美,因此,诸姑婶婶都爱用“林黛玉”来开她的玩笑。

她们最欢喜的就是在“流杯池”前称觞。在绿荫深处,一泓清泉从荷花池流出,蜿蜒曲折流进池中,家中姑叔婶等则列坐池旁的石凳上,谈笑风生,等候池中流杯飘来。装满酒的酒杯,徐徐随水漂流,杯停留在谁的面前,谁就喝酒一杯,并“飞花”一句。所谓“飞花”,就是念唐诗或其他古诗一句,这句诗中包括一个“花”字,“花”字落到谁,谁就喝酒。然后又等流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又喝酒飞觞。

秋天吃“菊花锅”。玉兰花开时,将玉兰花片做各种食物,所花费的钱,由每人负担。负担的方式是画一枝兰草,在根部写上钱的数目,将根部卷上,然后在叶尖写上参加认股的人的名字。写完了,打开卷的根部,顺叶摸根,根部写的钱是若干,本人就认若干,其中有一份“白吃”。凡是画兰草写数目的人,不能和大家一同认,等别人认完了,剩下哪一份,哪一份就是画兰的人的份子。这种集股玩法,后来也玩,不是文绉绉的画兰,叫“画鸡脚叉”了。

每当玩这些娱乐、聚会时,挨处罚最多的要数十六叔(汝佺长子鑫林)了。他聪慧异常,但吊儿郎当。毕节人认为博学多才,在地方上小有名气。蔡松坡讨袁时(应为1918年唐继尧率滇军入川时),时章太炎在蔡(应为“唐”)军中,听说毕节有这么一个才子,特来拜访。两个人通宵达旦谈古论今,毕节传为佳话说:“老疯子会见小疯子!”后来十六叔果真疯了,死时才三十多岁,无子嗣。

变卖

1920年冬,进士(周范)之女、进士(杨汝偕)之妻、大学校长(杨梓林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国,曾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省参议员(杨樨林)之母周氏在贵阳去世,遗体被运回毕节,安葬在长春堡清水塘“仰天窝”“杨进士”墓旁。

母亲去世后,杨樨林送弟媳和大女儿(杨凌,原名杨延菱,1921年到北京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后相继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攻读。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及齐齐哈尔政协委员,1989年病故于东北)、二女儿(杨徵蕙,原名杨延蕙,到北京后就读天津中西女校,后到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绘画。新中国成立后在贵阳一中任教,1987年去世)等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他同两个弟弟商量,决定将祖上田地卖掉,将现款投资工业:“十二叔(梓林)已和友人在天津塘沽从事精盐、制碱等工业,他首先提出卖田之事;十一叔(栋林)在北大当教授,铁饭碗,他也赞同。”在《母亲生八妹,全家辞祖北上》一节后半部分,杨徵华回忆道:

父亲当时一心一意只想把我们姊妹兄弟送到北京求学,将来建功立业。卖出这批大好土地,一点也不可惜。这一大幢住房、丰富的藏书、无数的好家具,均送给族人。我最记得的是两座大穿衣镜及许多珍贵东西,一起卖掉了。我的父亲将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儿女身上,孤注一掷,倾家北上。

祖父有一妾,只生一女(十五姑)远嫁贵阳,我们走后,要为她留下生活之资共四十石(一石四百斤),除了她生活外,做祭祀时用。偌大房屋,也只是她老人家及三姑母(杨良珍,嫁濮家,婚后不久即居孀)婆媳居住。三姑母从花园迁入上房,父母托她顺便照顾修理。抗日战争时期,姨奶奶已死,三姑母仍健在。

1922年年底,我们全家绕道云南到四川宜宾,有两个老家人送我们。到宜宾后,因乘船不要这么多人送了,老家人杨星洲就回去看家了……过两日乘火车北上,另一老家人张秉臣也请他回去,与杨星洲一起协助三姑给我们照料此祖居。1938年我回毕节,他们还活着。新中国成立后此房归公,他们不知迁移何处了。 

红色印记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杨家公馆”中越来越少有杨家人居住。1935年初,成立毕节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撤往安顺、贵阳后,3月份,他们于前一年年底成立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百花山“宁家龙门”宁起鲲(1914—1997,又名宁汉戈,1937年11月与弟弟一起在毕节入党,离休前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宁起枷(1916—1993,时任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录事,1937年与哥哥同时同地入党,逝世前曾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顾问)兄弟在“杨家公馆”内林绍铭(田坝桥林文琦<慕寒>子,杨家亲戚,寄居在“新公馆”内)家秘密成立“我们的读书室”,“开始只吸收林绍铭等几位进步青年,后来增加了尹司农等人。参加者每人出点钱,订购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均陈列在林绍铭家里,只许借阅,不准外传”(宁起枷晚年口述、袁东华整理《毕节的回忆》)。

后来,在中共上海特科派来毕节的贵州军事特派员卢志英(1905—1948,本名卢育生,1925年入党,新中国第60号烈士证书的主人,专题纪录片“雨花台”主人公。传奇谍报高手,长期从事兵运工作,时任毕节专员公署科长、毕节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同志领导下,在“我们的读书室”这个“古色古香”的幽雅环境里,宁氏兄弟等学习进步书刊,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从而积极投身革命——“后来我们成立了秘密读书会/志英就是我们的辅导员/书籍琳琅满目,环境古色古香/我们的读书室吸引着山城的有志青年/书架的背后/藏着志英送来的进步书刊/从《进化论》到《唯物辩证法》/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志英常常来到这里/为我们讲解革命理论/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志英的身边聚集起一批进步青年/为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林绍铭为他搜集情报/宁起枷给他管理文件/尹司农为他抄写电文/我常常带他去周围的农村/了解风土人情,观察地形地貌/为红军的到来准备周全”(宁汉戈《雨花魂》诗句)

从1936年2月9日进驻至2月27日退出毕节向安顺转移,红二、六军团共在毕节住了18天之久。“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我们的读书室”的许多成员,带头组织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置药,踊跃参加红军,并且参加了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些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林青、缪正元、徐健生、秦天真、宁起鲲、宁起枷等,与“公馆”杨家创办的淑范小学(原毕节一小)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渊源和联系。

变卖公馆田产的汝偕长子樨林(1885—1930),字子馨。出生于四川南广父亲任上,清末中秀才,1906年留学就读于日本明治维新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时樨林26岁,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在毕节参加团体联合会——“(毕节)光复事业即以该会为主动力”,成为其中的“强健分子”,其事迹列“丁等”稽勋,被1913年在北京担任参议院秘书暨稽勋局调查员的周素园写入《稽勋表册底稿》:“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而饷需无着。樨林家世豪富,首倡义捐,源源接济,城乡赖以宁谧。”1913—1916年,樨林当选贵州省参议员,迁住贵阳。樨林妻濮氏,原籍江苏溧水,父亲曾任四川华阳县令,与汝偕同在四川为官,二人得以相识并结为儿女亲家。1922年,濮氏和丈夫带着8个孩子从宜宾沿江而下,经汉口到了北平(京)。此前樨林已将其长女、次女带往北平。1938年元月底,濮氏和幺女由三女儿杨徵华(1924年入北京师大附中就读,1828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后转法学院学习,曾任甘肃省天水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广西柳州,2000年去世)从长沙送往贵阳,小住后带着外孙陈德亮、陈德基返回毕节,两年后在“新公馆”内逝世。

1938年,杨徵华去甘肃榆中与任县长的丈夫相聚,将德亮、德基交予外婆濮氏抚育。因此,德亮、德基兄弟在“新公馆”内住了3年。2012年,陈德基回到毕节,由“公馆”杨家亲友陪同,寻访故宅祭奠先灵,感慨万端。他在给毕节亲友的信中说:“当年亭台楼阁、飞檐挑梁、雕龙画凤的杨家公馆,已片瓦无存……杨家出资兴办的百花山小学(应为“淑范小学”)已有百余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即改为毕节一小,是毕节的重点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公馆”长期成为原毕节地委、行署所在地,其园林式建筑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完全撤毁。2018年6月,毕节一小出版发行校本教材《百年名校 红色印记》,其中有专门文章《贵州教育变革家杨绂章》《实业家杨梓林》等,专门介绍公馆“文化世家”对毕节教育对贵州教育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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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秀娥